唐朝为抑制土地兼并实行均田制其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男夫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两倍授给，以备休耕，是为“倍田”。身死或年逾七十者将露田还官。桑田为世业田，不须还官，但要在三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榆、枣树。不宜种桑的地方，则男夫给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妇人给麻田五亩。家内原有的桑田，所有权不变，但要用来充抵应受倍田份额。达到应受额的，不准再受；超过应受额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受额部分，可以买足。贵族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耕牛受田，另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额与良民同。耕牛每头受露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凡是只有老小癃残者的户，户主按男夫应受额的半数授给。民田还受，每年正月进行一次。在土地不足之处，有满十五岁成丁应受田而无田可受时，以其家桑田充数；又不足，则从其家内受田口已受额中匀减出若干亩给新受田者。地足之处，居民不准无故迁徙；地不足之处，可以向空荒处迁徙，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轻处。土地多的地方，居民可以随力所及借用国有荒地耕种。园宅田，良民每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因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但首先授其近亲。地方守宰按官职高低授给职分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各六顷，不许买卖，离职时移交于接任官。但是此制度在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明朝 明朝初期,由于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争,人口减少,荒废土地增加 ,明政府得以大规模的展开招抚流民,开垦荒田,分配土地.由于这一时期,大地主阶级的力量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因此,明朝初期的全国自耕农占了农耕人口的大部分,地主所占的地比例并不大,这就为明朝初年的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和税收来源,因此,洪武,永乐年间的政府财政收入,国家能够征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整个明朝历史中最高峰.洪武时，各州县每年垦田少者以千亩计，多者达20万亩。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军屯、牧马草场和永不起科地，全国纳税土田总数达387.4万余顷。洪熙年间，更增加到416万余顷。但是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这些措施起到了鼓励农民垦荒的作用，但不能真正阻止土地兼并。明中叶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是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的突出特点。皇庄始于永乐时期。宪宗朱见深即位时，没收太监曹吉祥在顺义县的土地，作为宫中庄田。此后皇庄日益增多。武宗朱厚照在继位第一个月内，就设立皇庄七处，继而又扩展至三十余处。明代皇庄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洪熙、宣德以后，亲王庄田逐渐增多。他们占田多通过钦赐、奏讨、纳献、夺买和直接劫夺等手段。诸王都是明代大地主。如四川蜀王府，明中叶富冠宗藩，其庄田自灌县至彭山县，占据了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沃壤。楚王府的庄田不仅布满湖广，还远置到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明嘉靖时，景王戴圳“越界夺民产为庄田”占地竟达数万顷之多。此外，外戚如景泰时都督汪泉，庄田也有16300余顷。宦官同样夺民业为庄田，如正德时的谷大用便强占民田至万顷。 明廷规定，王府及功臣之家钦赐田土，亩收子粒银三分。但实际征收往往超过这个规定数。如山东德王府白云湖庄田，征租的内官旗校，就擅自改作每亩征银五分。 官僚和缙绅也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如扬州地主赵穆一次就强夺民田3000余亩作己业。特别是乡宦，如首辅徐阶在苏松占田24万亩，拥有佃户几万人。阁臣严嵩“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在北方，“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于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的严重后果。 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诸王、公侯、监军太监、统兵将领、卫所军官和地主豪强竞相侵吞屯田，役使军丁。弘治年间，官僚马文升指出，天下屯田被“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 太监、军官不仅侵占屯田，同时还役使军丁为他们耕种。军户不堪剥削和虐待，被迫逃亡。1438年（正统三年），逃军数目竟达120余万。军屯在明初农业生产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军粮原来依靠军屯供应。随着军屯制度的破坏，到正德时军粮只能靠国库支付。军屯制度的破坏，不仅影响到明朝国库的收入，也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