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辽宁省等地。

达斡尔族居住地最早记载为讨浯儿河（今洮儿河），明初迁往黑龙江以北；17世纪中叶因中俄边疆战事，清政府为巩固后方，达斡尔族最初迁往嫩江流域，少部分仍留在今外贝加尔一带。后因清政府征调青壮年驻防东北和新疆边境城镇，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分布的状况。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现在达斡尔族基本上通晓汉语并会书写汉文，与蒙古族杂居的达斡尔族，大部份通晓蒙古族语

。达斡尔族能征善战，后金为入关巩固后方，三征索伦，故有俗语“索伦骑射甲天下”。清朝内外战争均有达斡尔将领参与。抗日战争时期，为东北地区抗日做出杰出贡献。达斡尔族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间音乐有山歌、对口唱和舞词等多种形式。

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次年即征服黑龙江中游萨哈连部，当时达斡尔或以地区被称为萨哈连（满语对黑龙江的称呼），或以贡物特点称为萨哈尔察（满语译音意为黑貂）部，或与鄂温克等泛称为索伦部。至康熙初年，才出现“打虎儿”的译名，以后又常译为“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

达斡尔族清代以前使用的契丹文失传，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历史较难考究。但是根据达斡尔族传说及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史学家大多认为达斡尔族属辽代契丹的后裔，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达斡尔族是由当地土著先民发展而来。利用DNA技术的相关实验表明，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将在征服索伦部战争中俘获的壮丁、妇女幼小共5673人均隶入八旗，编为牛录。此后，清朝陆续将归附内迁的达斡尔人编为牛录。布特哈的达斡尔人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3个扎兰（清朝八旗军事单位，连或队之义），将鄂温克族编为5个阿巴（猎区），隶属于齐齐哈尔总管衙门管辖。

17世纪中叶，达斡尔族的先民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流域河谷与东起牛满江，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因沙俄殖民者入侵和清政府对该民族统治的加强而南迁至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就成了达斡尔人的故乡。后来，由于清政府征调达斡尔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地区及西北边境城镇，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徙居呼伦贝尔、瑷珲及新疆塔城。

1643年，沙俄瓦西里·波雅科夫等哥萨克人，第一次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最先闯入中国精奇里江达斡尔族居住区，遭到达斡尔族居民的坚决回击，迫使哥萨克匪徒狼狈逃窜。

1651年，哈巴罗夫又率领沙俄军再次入侵黑龙江。当到达桂古达尔达斡尔族联防城时，威胁居民向沙皇缴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首领桂古达尔义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要我们交贡，除非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达斡尔族人抵抗了沙俄军的进攻，661人英勇牺牲。

1732年，清政府在达斡尔族3个扎兰和鄂温克族5个阿巴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达斡尔人聚居的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莫日登扎兰被编为正黄旗，讷莫尔扎兰被编为正白旗。在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等城驻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达斡尔人。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座军事重镇的官兵中，“达呼里居数之半”。

1914年至1916年，齐齐哈尔的达斡尔族人民反对反动军阀强行放荒招垦、霸占土地，在少郎和岱夫领导下，打豪强、抗官军，进行了反压迫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以后，达斡尔族人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联军。达斡尔族船夫巴哈布多次协助抗联队伍抢渡嫩江、英勇牺牲。

1944年，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6年1月，莫力达瓦获得了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在当地建立了布西旗人民政权，达斡尔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同年3月，布西旗改称莫力达瓦旗。1947年，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牧区也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

1952年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龙江县达斡尔族聚居的卧牛吐建立达斡尔族自治区。

1956年9月，齐齐哈尔市政府决定，将原龙江县虎尔虎拉区、达呼店区、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以及榆树屯等4个农村区合并，成立县一级的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中国现有的五个城市民族区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达斡尔民族区。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达斡尔族总人口为13.24万人，与10年前的'四普'相比，达斡尔族人口增加了1.09万人，增长率为9.00%，平均年增长率0.83%。在达斡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6.92万人，占总人口的52.25%；乡村人口6.32万人，占总人口的47.75%。与10年前相比，达斡尔族城镇人口比率下降了5.43个百分点。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达斡尔族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中，已婚比例为70.39%，初婚比例为59.89%，再婚的人数占3.68%，离婚比率为1.67%，丧偶比例为5.15%。

在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达斡尔族出生人口为1090人（按长表推算），总和生育率为0.90。出生性别比为118.00，其中一孩出生性别比为145.95，二孩出生性别比为18.18，三孩出生性别比为150.00。

在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达斡尔族死亡人口为813人，其中：男性551人，女性262人。粗死亡率为6.15‰，其中男性为8.40‰，女性为3.94‰，婴儿死亡率为14.19‰，预期寿命为66.80岁。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计有122068人，这三个省(区)2010年达斡尔族人口占全国达斡尔族人口的92.48%，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分布有达斡尔族人口。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有达斡尔族人口41229人，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聚居地呼伦贝尔市，2010年达斡尔族人口占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人口的占90. 45% ，黑龙江省达斡尔族聚居地齐齐哈尔市，1982年该市达斡尔族人口占全省达斡尔族人口的70. 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达斡尔族人口聚居地塔城地区，2010年占达斡尔族人口占全区达斡尔族人口的77. 55% 。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达斡尔族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集中聚居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共有12.08万人，占达斡尔族总人口的91.24%。另外，达斡尔族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地区有辽宁和新疆。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达斡尔族总人口中：男性6.57万人，女性6.67万人；性别比为98.51。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从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看，少年儿童人口（0-14岁）比重为27.44%，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为69.30%，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3.25%，与1990年相比，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了8.4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7.92和0.58个百分点。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有9.61万人，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人口0.33万人，文盲人口比率为3.46%，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2.50%，女性成人文盲率为4.39%。与1990年相比，文盲人口减少了0.45万人，文盲率下降了6.58%。6岁及以上人口12.22万人，其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96.33%，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65.36%，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25.57%，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7.61%。平均受教育年数8.81年，比10年前增加1.22年。

莫力达瓦旗是素有“大豆之乡”的美誉。1978年，全旗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斤。1983年被国家商业部确定为商品粮生产基地县。1989年，跨入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的行列。2002年，莫力达瓦旗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亿斤，是1978年1.37亿斤的9.07倍，是1958年0.859亿斤的14.46倍，是1949年0.575亿斤的21.6倍。2005年，莫力达瓦旗生产粮食16.3亿斤。2005年，黑龙江省36个达斡尔族村的总播种面积达到36107公顷，其中种植粮食作物26881公顷，产粮113729吨；种植绿色特色经济作物6831公顷，产量为8729吨；实现农业收入17062万元，约占全年总收入的39.16%。

2005年，黑龙江省的达斡尔族村共饲养奶牛34142头，饲养肉牛9351头，饲养生猪41100头，饲养肉羊40343只，生产商品鲜奶74546吨，生产肉类3119吨，完成牧业产值19021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43.66%。在黑龙江省农村达斡尔族的经济结构中，畜牧业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收入而居第一位，莫力达瓦旗2004年，牲畜存栏114.5万头（只），大鹅饲养量达120万只。2005年，全旗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了200.3万头。

达斡尔族的工业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变大，莫力达瓦旗的工业到1958年，发展土糖、印刷、木工等10余家作坊式的工业企业。改革开放以后，莫力达瓦旗的地方工业生产领域扩大到食品加工、化工、建材、印刷、酿造、冶金、电力供应、供水、供热等诸多行业，工业企业增加到40多家，涌现巴特罕、豆都、蒙兴、蒙鹅等龙头企业，培育出巴特罕啤酒等产品，工业资产总额增加到4亿多元。建立了巴特罕工业园区、红彦工业园区，2005年，全旗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6.23亿元。

改革开放以后，以商贸、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获得发展。达斡尔族聚居的嫩江两岸，山川秀美，景色宜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优势。有中国达斡尔民族园、金长城遗址、清代古墓、莫力达瓦山、拉哈新村等旅游景点，其中金长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哈拉”是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社会集团。每一个“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里江下游支流布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里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属于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缘关系，因而严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选举的“哈拉达”（氏族首领），管理氏族内部事务。清朝末年，达斡尔人以“哈拉”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活动，是氏族组织共同生产、平均分配习俗的残存。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规模日趋广大，于是，一个“哈拉”又分为若干个“莫昆”。“莫昆”是达斡尔族的父系家族组织。每一个“莫昆”都有自己独自的名称，如“乌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毕日扬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相邻的地方，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义务，也有收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的义务。所有“莫昆”内的成年男子都有权参加“莫昆”会议，它是家族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选举或撤换“莫昆达”（家族长）、商讨家族内部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处罚违反习惯法的家族成员等。

无论是“哈拉达”还是“莫昆达”，都是在为族人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脱离劳动。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先后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哈拉达”和“莫昆达”被任命为基层政权的行政首领，“哈拉”和“莫昆”除继续履行其血缘组织的功能外，还担负起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将在征服索伦部战争中俘获的壮丁、妇女幼小均隶入八旗，编为牛录。此后，清朝为加强对达斡尔等族的管理，陆续将归附内迁的达斡尔人编为牛录。布特哈的达斡尔人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3个扎兰（清朝八旗军事单位，连或队之义），将鄂温克族编为5个阿巴（猎区），隶属于齐齐哈尔总管衙门管辖。扎兰是在原先设立的牛录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管理和军事职能双重特点的统治机构，它既仿效了满洲八旗的甲喇、参领之制，又充分利用了达斡尔族社会原有的哈拉、莫昆制度，为日后布特哈八旗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732年，清政府在达斡尔族3个扎兰和鄂温克族5个阿巴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达斡尔人聚居的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莫日登扎兰被编为正黄旗，讷莫尔扎兰被编为正白旗。

主词条：萨满教达斡尔族同其他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一样，主要信奉萨满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达斡尔人虽然受到过喇嘛教、道教和天主教的影响，并且也有人供奉过汉地的关帝神、娘娘神等神灵，但是外来的宗教和神祗均不足以破坏萨满教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没有动摇传统的萨满教在达斡尔人精神文化中的原有地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萨满教仍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达斡尔人共同信仰的宗教。

在达斡尔语中，主持宗教活动的巫师通常被称作“雅达干”。由于汉语音译的不同，“雅达干”一词又出现了“亚德干”、“亦都罕”、“耶德根”等种种不同的写法。信教的人们相信，雅德干是神的代言人和人的保护者，他们具有特殊品格和神奇本领，能够通神，为族众求神驱鬼、占卜祭祀及消灾祈福。雅达干没有特殊地位，不脱离生产，平时参加生产劳动，有事则替人跳神治病，主持宗教礼仪和祭祀活动，雅达干没有寺院庙宇之类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组织，始终保持着自然宗教原始古朴的特征。

达斡尔族的萨满教，尚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鲜明烙印。在达斡尔人中，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萨满，叫“斡卓尔雅达干”。这类巫师领有氏族祖先神，有法衣和神鼓等宗教用具。当疾病、家宅不安宁、孕妇难产、人死后没有留下遗言等事发生时，萨满便负责“转达”神灵的帮助。“斡卓尔巴尔肯”是达斡尔族以氏族等血缘团体为单位供奉的祖神，以布剪成人形为偶像，供于西窗之下，平时不摆设供品。逢年过节之时，都要烧香上供，腊月三十晚上用猪肉或狍子肉、荞麦米粥和酒献祭。

达斡尔人供奉的神灵，种类和数量很多，有与农业相关联的“嘎吉日巴尔肯”（土地神）、“巴那吉音”（土地神），有与畜牧业息息相关的“吉雅其巴尔肯”（富畜神），也有与渔猎经济密切相关的“毕日给巴尔肯”（河神）、“白那查”（山神）和“巴特何巴尔肯”（猎神）。这些神灵的存在，说明萨满教具有多神教的特点，反映出达斡尔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偶像崇拜等传统信仰。

在清代及清代以前，达斡尔族保持着以皮衣为主的传统服饰文化。男子服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人们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更换不同种类的衣服。在漫冬季，男人们穿的皮袍多采用立冬至春节前后的兽皮或牲畜皮制作，春秋两季，男子们穿一种长至膝盖的皮袍，叫“哈日密”。这种皮袍采用春、夏或秋初的狍皮制作。由于缺少布匹，男子们一年四季都穿皮裤。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种类较多，有冬天戴的皮帽，春秋时戴的毡帽，夏天戴的草帽，见客时戴的礼帽，郑重场合戴的官帽，狩猎时戴的狍头皮帽，等等。脚穿“奇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斡洛奇”（布靿布底或皮底的便靴）或靰鞡。

妇女穿长袍，不束腰带，不穿短衣，颜色以蓝为主。冬季穿“奇卡米”；夏天穿白布袜子、花鞋。年节或者喜庆时穿各色绣花的绸缎衣服，外面套的斜襟坎肩叫“奥勒情”，与清朝满族样式基本相同，内吊皮里，外加缎面。

清末以后，达斡尔族的传统狩猎经济日渐萎缩，当地的陆路交通和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布匹绸缎得以大批量运入，皮革制品在达斡尔族传统服饰习俗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布匹、绸缎、棉毛制品逐渐取代了皮质服装。同时，服装的式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其日常穿的衣装鞋帽与当地其他民族大致相同。

达斡尔族服饰历史上深受周边民族的影响，长袍形制与满族旗袍相似。清末以前都穿兽皮衣服，民国以后，棉、布、绸缎长袍成为达斡尔族主要装束，立领、右衽、大襟，着皮裤或布裤，老年人欢外套坎肩。男子长袍衣领、袖口有很宽的滚边，边上绣有图案，衣领以下的右斜襟也有宽襟边，用多道浅色条布组成。束宽腰带，腰带用皮或布制成，上面挂有烟具。妇女长袍外有时加外套或坎肩，襟边、袖口、领口、下摆等处多绣精美图案，襟边袖管镶有宽窄两道边饰，上绣花纹。老年人长袍宽大，年轻人偏窄瘦。

达斡尔族狍腿皮靴子【简介】： 达斡尔族传统皮靴“奇卡米”。用犴皮和冬季猎获的狍皮制作。狍皮要经过室内阴干、反复搓揉熟制。把毛色美丽的前腿皮毛朝外后，按毛纹、色泽搭配好，然后用兽筋线缝合拼接成靴面靴靿，再用熟软的犴皮制作靴底。在靴靿上缝两条皮带子系紧，以便保暖，雪也不易入内。此靴轻巧、暖和、防滑，在雪地上行走不出声音，适用于寒冷冬季和狩猎时穿用。

达斡尔族狍皮套裤【简介】： 达斡尔族传统皮套裤。皮质，上端有带，系于腰部。冬季穿毛朝外且厚、夏秋季穿去了毛且薄的皮套裤。达斡尔族曾长期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因此过去都穿皮制衣服。

达斡尔族团花绿缎女夹袍【简介】：达斡尔族传统女服。绿色暗团花缎面长袍，小立领大襟右衽。布里。一般在春末、夏、秋初季穿着。妇女一般不系腰带，爱佩戴缎料绣花荷包和手帕，穿绣花鞋。达斡尔族曾长期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清代以前，以皮质袍服为主。清代中期以后，棉、绸缎等纺织品输入渐多。

达斡尔人传统姓氏成为“哈勒”、“莫昆”。“哈勒”源于氏族社会，多以祖先最初在黑龙江流域居住地的山河等名称为名，如鄂嫩哈勒源于居住地鄂嫩河流域，精奇里哈勒源于居住地精奇里江。“莫昆”源于家族，多以祖先的名字或居住地名称为名，如色布奇莫昆源出居住地精奇里江西色布奇山峰。此外，还有以所居住村屯来划分莫昆的。清代文献记载，达斡尔族原有“哈拉”三十余个，“莫昆”六十余个，后部分“哈拉”并入较大“哈拉”，一些并入“莫昆”中，加上汉字书写有误、历史原因，大部分消失，截止2015年7月，主要“哈拉”二十余个，“莫昆”三十余个。因新疆地区达斡尔族部分未简化，没有准确统计，故简化姓氏不详。

语言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现在达斡尔族基本上通晓汉语并会书写汉文，与蒙古族杂居的达斡尔族，大部份通晓蒙古族语。

文字达斡尔在辽代使用契丹文后由于战乱及民族压迫等原因而失传，文人阶层自康熙初年开始学习使用满文，在清代形成了以满文字母为基础的达呼尔文，留下了《巡边记》等对中国东北国界确定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该文献现保存在哈尔滨。清晚期，达斡尔族人开始学习使用汉文，解放后，随着汉文教育的普及，广大达斡尔族人民群众大多知晓汉文并能使用。达斡尔文在习惯上拼写达斡尔语，“满文字母记音”

。有学者研究指出，达斡尔族曾在清朝使用过一种带有辅助性质的文字，即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它是一种借用满文字母来音写达斡尔语的文字，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

20世纪曾出现郭道甫、钦同普、德古来等人分别用在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达斡尔文，但由于中国的战乱环境等因素均未大面积推广。建国后在国家的主持下创制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达斡尔文，并编写出版不少的教材及翻译著作。但由于文革等极端因素的影响而停止，未能推广。改革开放后，出现恩和巴图等的记音符方案和乌珠尔的标音符（省略不清元音）拼写方案，但未被国家认定为标准文字。现使用拉丁达斡尔文字（以标音符为主体吸收记音符的优点，综合了主要方言区发音方法）应用日益广泛普及。例如：“达斡尔”拼写法，Daghur【拉丁达斡尔文】, （Daor【记音符】,Dagur【标音符】）

达斡尔族有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祝赞词、民歌和民间舞蹈歌词在内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其内容丰富，全面地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是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艺术再现。

民间故事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数量最丰富的一种体裁。有人物故事，例如《阿波卡提莫日根》、《德布库的传说》；有动物故事，例如《套嘎沁脱险》；有生活故事，例如《阿拉塔尼莫日根》，有萨满故事，例如《尼桑萨满的传说》、《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有“莽盖”故事，例如《去杀莽盖》、《天神战胜莽盖》。“莽盖”在中国北方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经常以反面典型的面目出现，是一个半人半兽、肢体庞大、形象怪异的害人巨魔，也是自然力和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与“莽盖”进行斗争的故事，寄托了达斡尔族人民征服自然、战胜恶势力的愿望。

神话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产生最早的民间文学体裁之一。有些神话反映了达斡尔人对自然的探索以及对天体的认识。古代的达斡尔人认为天体是圆的，由大地上的仙鹤用一只脚支撑着。当每隔三年仙鹤换一次脚时，大地便会发生地震。《天为什么下雨和降雪》中讲：人类食用的油和面是由天神“腾格日”赐给的，由于人们对食物不珍惜，天神便不再供给人类油和面，只给下雨和降雪，反映了古代达斡尔人的天体崇拜观念和萨满教信仰。有些神话讲述人类的起源，如天神下凡、捏泥土造人的经过，其情节与汉族的女娲抟土造人神话颇为相似；有的神话讲述了仙女与猎人成亲并繁衍后代的瑰丽幻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有的神话讲述了人与动物结合并生儿育女的神奇故事，充满图腾主义。

民间传说是达斡尔族文学作品中较为丰富的种类之一，有关于民族、部落和氏族源流、历史人物和事件、乡土风俗和文物古迹的来历等多方面的民间传说。《萨吉哈勒迪汗的传说》是一则历史传说，讲述了达斡尔先民之部长萨吉哈勒迪汗兵败后率众北迁的历史过程，这与辽朝灭亡以后一部分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这类历史传说为后人了解早期达斡尔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情况提供了钥匙。《吃鹿胎的传说》和《獾子油的传说》分别讲述了达斡尔族猎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现鹿胎和獾子油药用价值的经过。

达斡尔族传统民歌多具有短小精悍、朴素简明的特点。有些民歌的词虽然是多段的，但是它的音乐结构却是由一句、二句或四句组成的。例如，《青蛙夸口》就是由一句组成的民歌，它靠乐节的多次反复完成乐思。

达斡尔族民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达斡尔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精神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在民歌中有所反映。从体裁上划分，达斡尔族民歌大致可以分为“扎恩达勒”（山歌）、“哈肯麦”歌曲（舞蹈歌）、“乌钦”（叙事歌曲）、“雅达干伊若”（萨满歌曲）以及游戏歌、仪式歌等。其表现内容、调式结构和旋律各具特点。

“乌钦”是流传在达斡尔族民间的一种吟颂体韵律诗，多以四行诗为一段，讲究押头脚二韵和句式对称，结构严谨，用词凝练简洁，吟颂起来音律和谐，富有音乐节奏感。“乌钦”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反映生产劳动的“乌钦”，例如《少郎与岱夫》、《在兵营》等；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乌钦”，例如《酒歌》、《赴甘珠尔庙会》、《悔人歌》等；也有反映宗教信仰的“乌钦”，例如《祭祀歌 》等。“乌钦”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达斡尔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达斡尔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曲调优美，动人心弦，具有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受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语言特点的影响，达斡尔族音乐的调式和旋律均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达斡尔族的民间艺术中，民间歌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达斡尔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集中地体现在民间歌曲方面。其民歌具有节拍严整，结构方整，句读明晰的鲜明特点。其调式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之上，其中以宫调式民歌的数量为最多。其次是徵调式民歌以及羽调式民歌，二者的数量大体相同，在数量上没有宫调式民歌多，却具备了达斡尔族音乐优美别致、刚健明亮的基本特点。在达斡尔族的民歌中，只有在民间舞蹈歌“哈肯麦”中才有商调式，因此其数量很少。商调式民歌音调淳朴委婉，节奏柔和平缓，大多具有小调色彩。角调式民歌节奏明快，句读清晰可辨，在过去大多用于歌唱祭祀神灵，因此角调式民歌仅见于萨满歌曲中而数量最少。

达斡尔人有着围绕篝火集体跳舞的传统习惯。这种民间舞蹈，达斡尔人称之为“路日给勒”（鲁日歌乐）。“路日给勒”的表演形式，开始时多为二人相对慢舞，中间为表演性的或叙事性的穿插，结尾是高潮迭起、活泼欢快的赛舞。传统的“路日给勒”无器乐伴奏，由表演者用高亢洪亮、此起彼伏的呼号声或节拍鲜明严整的民歌伴舞。常见的呼语性衬词有“阿罕拜、阿罕拜”、“哲黑哲、哲黑哲 ”、“德乎德乎达”、“哈莫、哈莫”等数十种。而有些用于伴唱伴舞的呼号声显然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例如“哈莫”（熊的吼声）、“格库”（布谷鸟的叫声）、“珠喂”（呼唤鹰的声音）等。

达斡尔族舞词的种类有很多，如《鱼》、《鹿》、《齐尼花如》、《美路列》、《过河摘野菜》等，反映了达斡尔族独具特色的审美观念和浑厚真挚的思想感情。达斡尔族的传统舞词以二拍或四拍居多，也有三拍或六拍乃至五拍者，但是在节奏上大都要求对称统一，便于舞蹈。在达斡尔族人中，萨满舞也曾广为流传。在请神治病、预祝丰收或举行氏族集会和宗教集会时，可见萨满的舞蹈表演。萨满舞有单面鼓和腰铃伴奏，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