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琴从不和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大学，别人问起她关于大学的事情，她也向来含糊其词，似乎那四年时间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好像她轻而易举地就把它们从时间中连根拔起了，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它们对于她来说，是被她抛在路上的一段时间的尸骸。她亲手把它们埋在了路边。所以，她从不愿去碰触它们。
偶尔想起它们的时候，她还得穿过一条黑洞洞的走道，走到一只关起来的匣子前。那些回忆就是关在那匣子里的魂魄。其实是她把它们关起来的，怕它们随便出来现身。
四年前她回北方工作后才发现，在南方上学时的那种阴冷、饥饿，一旦像大雾一样渐渐散去后，就有更嶙峋、更坚硬的东西浮出来了，鱼骨一样卡在她喉咙里。这更嶙峋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叫廖秋良的老教授。
那已经是八年前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于国琴便和父亲从吕梁山出发，一路上搭乘拖拉机、汽车、火车、摩的等各种交通工具，千里迢迢到苏南的这所大学报到。父女两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像是准备要过年一样。
胆怯使他们的身体里忽然获得了一种共同的人格，这使他们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惊人地相似，像戴着同一种型号的面具，恐惧、无措，还有最下面一缕明灭可见的期待。
父女俩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不洗脸、不刷牙、不上厕所，因为厕所里都站满了人，身体排泄功能只好自动关闭。为了不上厕所，父女俩两天一夜几乎不敢喝一滴水，只能干嚼带在身边的火烧，往下咽的时候噎得直翻眼白，干硬的火烧简直能把食道割开。
晚上，于国琴贪睡，整个晚上都是她父亲靠着抽烟解乏，一边抽烟一边吊着眼角看着那卷行李。他固执地觉得会有人趁他们睡着了把行李偷走。于国琴怎么睡都觉得不舒服，一晚上醒来无数次，脚没处搁，只能悬着，肿得都要从布鞋里溢出来了。
座位下面像塞麻袋一样塞满了人，她知道一脚踩下去一定会准确无误地踩中一张脸。下面都塞满了，于是有人像鸟类一样爬到行李架上去睡觉了。在这密封的绿皮车厢里，人经过疲劳和饥渴的煎煮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的液体，无孔不入，只要有一点缝隙就会势不可当地流进去。
终于，父女俩带着一身臭烘烘的